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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社主义正式定名，华解的会议多起来。
理论研讨会和读书会明确分开，分别列入固定日程。
讨论建立更严密的党派组织，编写、订立党章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。
晋桐偶尔与会。他毕竟来自百年后的平行世界，对于组织原则和党的章程有很多直观感受，每每提出一些精到的见解。
吴锐对此十分欣喜，希望晋桐正式加入华解以及未来的党组织，晋桐犹豫了很久，婉然谢绝了。
如果是熟知的历史世界，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无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革命投机者。
但这个世界的走向，他看不透。他不知道华解的革命能不能成功。大齐终究是个实力强大的帝国，绝非满清、北洋、KMT之流。
因此，晋桐更乐意做一个党外人士，成为“华解的老朋友”。
事实上，在他看来，那个中间偏左的“社会进步党”更有在议会斗争中取胜，成为执政党的可能。
如果学习米国的“进步主义”，高举反垄断、反FU败、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旗帜，让社会正义持续进步，帝国未必不能安稳。
即便是二十一世纪，帝制也没有彻底消亡，英女王不就稳稳坐在位子上超长待机超过六十年吗！
大同党存续时，为是否与第二国际建立联系争执不休，争论迁延到解散，彻底不用争了。
社会进步党成立后，快速与第二国际取得联系，得到其中改良主义（修正主义）派别的支持。在第二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，进步党继承了大同党大半政治遗产。
华解作为小型组织，虽未入得第二国际法眼，却获得了大量进步党组织翻译的国外资料。
这里头关于马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改良主义的种种争论汗牛充栋，有关建立组织、发展宣传的技术手段更让华解快速成熟。
这种催熟不是真熟，一旦有阴谋家从中作梗，很容易走偏路子，沦落到如今被流放的地步。
所以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扰的荒原上，对“公社主义”的定义、对革命的步骤、对最低目标和最高理想，他们小心翼翼，十分谨慎，有时候为了一个字眼可以争上三五天。
这类理论研讨，晋桐有的参加，有些没有参加。
如“共有”和“公有”之辩，“生产资料”和“个人消费品”的界定就相当无趣，晋桐常常听一半找借口开溜。
而具体的革命步骤，讨论就更多了。大家都同意首要的是深入群众，宣传思想，比如到高校组织学生搞社会调查、经济调查；又如深入工厂办夜校、识字班，宣传八小时工作制；还有就是开办报刊，启蒙群众，普及知识；甚至有人提出暴动、暗杀等极端手段。
吴锐让晋桐发表看法，晋桐憋了半天蹦出一句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，于是被认为是“暴力派”。其实只是因为那句话太有名，他嘴上一时没把住门。
大家讨论得相当清楚——大齐社会阶层上下通道虽然收窄，但依然有流动，人民对国家仍充满信心，皇室拥有良好口碑，怎么看都是一个盛世。
工人的确受到严酷的剥削，足以成为革命之基。但大齐政权有足够的理智，允许进步党为劳动者发声。阶级矛盾往往在小范围激化，罢工游行都不罕见，但又总被和稀泥式的妥协谈判缓和下来，至少报纸上的新闻评论是这么写的。
就农村来说，当年大逆案的抄家灭族分田地，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。几十年过去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和人口爆炸再次造就大批失地农民。
但飞速发展的工业吸纳了大量人口，远东战争、南洋战争，两次领土大规模扩张，帝国夺得广阔的土地，农民西进、北上、南下，持枪拓殖，又缓和了矛盾。
整体来说，大齐赶上了新一轮的全球工业化浪潮，贵族财阀虽然势大，也未能完全占据经济版图。新科技带动新行业，机械、化工、医药、电器等造就了一大批新富阶层。
在这镀金的时代，几十个学生想造反，简直痴人说梦。
谈到革命，北方的强邻不得不提。
当年远东战争失败，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就已不稳。到中英南洋战争，尼古拉二世还试图投机，引发边境纠纷，遭到坚决反击。
沙皇意图扩大战争，但几十年的动LUAN、积弊，民族问题加上改革受挫引发了一场革命。从1902年到1905年，三年叛乱让俄国的革命党登上历史舞台。
大齐军情局不失时机地介入，出钱、出枪、出教官，到处煽风点火。最后沙皇制度被终结，新生的联合政府却面临着分崩离析。
布尔什维克、孟什维克、资本主义、自由主义、制宪派各种理念的分离造成了政权割裂，左右两派都在战争中凝练了自己的军事力量，并在抢夺胜利果实的过程中屡屡擦枪走火。
布尔什维克另立苏维埃，反对临时政府，圣彼得堡出现双重政权。乌里扬诺夫同志正准备发动政变时，突然死于暗杀，临时政府先下手为强，强行清党。
但布尔什维克早有准备，内战直接爆发，临时政府先胜后败，不得不撤离首都。苏维埃领地虽小，却掌握了俄国西部大部分工业精华区和铁路、内河航运的枢纽和干线，但问题也很严峻，他们不仅缺少粮食，更面临多国干涉。
而临时政府一方得到农民的支持及流亡大齐的沙皇“授权”，虽然工业缺乏，但有大齐鼎力支持。在一番激烈而短暂的战争后，双方确立了军事分界线，俄罗斯事实分裂。几年来，双方在边境僵持不下，大齐军工集团趁机大卖军火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“十月革命”肯定是没了。但没有那“一声炮响”，中国人还有大同主义。
现在一群青年又试图论证公社主义。虽然还没研究明白，至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。
“应该是正确的道路吧？”晋桐思绪乱飘，嘟囔了一句。
“当然是正确的！”吴锐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“集体公社，是一种科学的验证方式，对于公社主义的验证！”
“啊？集体公社？”晋桐脑海里浮现“大锅饭、大跃JIN、放卫星”等词语。
许晶晶“噗嗤”一笑，“丢魂儿啦？”
林茜摇了摇头，解释道：“我们刚才说，在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条件时，如何实验公社主义。”
“公社主义怎能不搞公社！”陆天锡意气风发，仿佛已经建成了公社一样，“农田、工厂的收益全部归公！大家共存共生，饮食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，公社全包了！社员按月领零花钱，购买个人消费品，比如书籍化妆品衣服什么的……”
林茜满意地点头，“不错，公社主义不提倡苦行僧，人类有追求舒适生活的本能，应该允许私有财物，重点在生产资料的公有！”
吴锐再次重申道：“欧洲的西门斯、傅里叶，明末何心隐的聚合堂是前车之鉴！所以必须有几条原则！
第一是自愿，不搞强制加入，允许自由退出。当然，加入和退出的具体机制还需法律和财政上的研究。
第二，坚持党的领导……
第三，自力更生的原则……
第四，内部民主，禁止剥削……
……没有这些原则，公社就会沦为空想实验！”
晋桐饶有兴趣的听着，渐渐感觉吴锐设计的集体公社并非他熟知历史上的那种，反而类似“以色列特色的人民公社”——“基布兹”。
据晋桐所知，“基布兹”在21世纪仍占以色列国内工业产值近10%，农业产值近40%。虽然以色列国土狭小，人口也少，跟中国不具备可比性，但仍不失为公社主义改造农村的绝佳范例。
或许，他们真能成功？
这场关于“如何建设集体公社”的讨论持续了很久，晋桐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，帮助制度设计。
不过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。荒原上，他们只能实验原始部落主义。
有时候他们邀请马丁和袁文定参加讨论。
马丁是失地农民、窑工，标准的无产阶级；袁文定则被吴锐定义为流氓无产者，两人的社会地位很有代表性。革命者争论不休时，就找他们求证。
二人跟进步青年交流多了，不像从前般惧怕，但仍有一定畏忌，尤其陆天锡常常有意无意拿枪吓唬他们，两人经常私下痛骂姓陆的生儿子没P眼。
一个农民工、一个流氓的加入相当有意义。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底层的，是劳苦大众的，说话、办事多从自身利益出发，往往“一语中的”，破除知识分子“迂腐的迷思”。
谈得多了，两人渐渐对“公社”起了兴趣，袁文定有一次没管住嘴，说了句大实话，“等我学会你们这些主义，就能到乡下建个教派当教主了！”
当时在场青年的表情相当精彩，晋桐更是哈哈大笑。可不是么！公社最初就是出现在宗教组织中，真正掌握工作方法的人当个邪教教主绰绰有余。
PS：有人以后会当教主。